神的箴言从他那里雨点般下落，不可胜数，在内心的神苑中鸣响。 ——荷尔德林
1798年9月19日，刚合作完成《抒情歌谣集》（第1版）的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坐船抵达汉堡，开始了他们著名的德国之旅。两天后，他们专程拜访宗教史诗《救世主》作者克洛卜施托克。这位狂飙突进运动的先导与来客有类似的经历：法国革命一爆发，他就仿佛呼吸到天国的空气，写下了一些他后来为之懊悔的热情颂歌，甚至还与席勒一起被法兰西共和国国民会议授予“荣誉公民”的称号。此时他已倦于暴烈的政变，与两位年轻的英国诗人庆贺纳尔逊在埃及的阿布基尔湾大败拿破仑舰队。这是一次难忘的聚会，柯尔律治在寄往英国的信上写道： 有人说德国文人是民主派，这是绝对错误的—— 他们中不少人原来是，但就像我［此前柯尔律治已在伦敦的《晨报》（1798年7月30日）发表诗作，表示放弃自己早先的激进立场。他在诗中将法国革命比为一头疯牛。］已经公开发誓断绝与法国人的关系。这些人中有克洛卜施托克、歌德、维兰德、席勒和柯兹布。
柯尔律治肯定没有听过比他大两岁、与华兹华斯同庚的荷尔德林。荷尔德林不在改变信仰者之列，但是他当时只在席勒主编的《新塔利亚》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几乎默默无闻。
就在柯尔律治写这封信的时候，荷尔德林正在经受着他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他于1795年年底到法兰克福银行家贡塔尔德家担任家庭教师（费希特、黑格尔、奥·施莱格尔等人也从事过这一职业），不久就热恋起女主人苏赛特来。1798年9月，他迫不得已辞别他的天神，漂泊到洪堡，接受在那里任枢密官之职的故旧辛克莱尔的照拂。
荷尔德林与柯尔律治提到的文人不同，他始终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在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就读时，他曾与同学黑格尔、谢林一起到郊外为纪念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种植“自由之树”。他一直是卢梭的狂热的崇拜者，而卢梭对他而言就是人权、自由和法国革命的同义词。在名诗《莱茵河》里，卢梭被誉为“不可征服的刚毅的灵魂”，他“无拘无束地说出最纯洁的语言”。法国革命被抽象为桃花源、伊甸园、一个理念。路易十六之死以及雅各宾专政似乎并未刺激荷尔德林敏感得近乎脆弱的神经。他专心致志于“神的箴言”和“内心的神苑”，高驰天上的想象无暇垂顾巴黎的旺岱的人间景象。当法国革命之子拿破仑于1806年推翻神圣罗马帝国、将德意志诸邦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时，荷尔德林已坠入精神错乱的深渊。
恩格斯在1845年为《北极星报》撰写的一篇报道里指出：“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但是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的。”这种德国式热情在荷尔德林身上持久不衰，那些泛泛的“人性”和“理性”如风车云马，其来仙仙。形而上的爱好往往屈服于抽象与笼统。在日常生活中谦虚温顺的荷尔德林在1793年9月致兄弟卡尔的的信上居然表示，他将降低与人结交的热情，因为他爱的是人类，而不是“个别的人”，他将“渗透到普遍中发挥作用”。
这封有趣的信件可在商务印书馆去年出版的《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中读到。这本文集除了荷尔德林的四十余通信札外还收有他的一系列有关宗教和希腊文化艺术的评论。最令荷尔德林诗歌爱好者感兴趣的是文集中未完成的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和悲剧《恩培多克勒斯之死》。《许佩里翁》中的《命运之歌》早在1925年的《沉钟》杂志上由冯至先生作过译介，但小说译文此前一直未能见到。这两部作品的题目都来自希腊：许佩里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提坦之一，恩培多克勒斯则是古希腊哲学家，据传他为证实意志自由跃入西西岛的埃特纳火山口的岩浆之中。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希腊风盛行一时。温克尔曼（1717—1768）的《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和《古代艺术史》培养了为数可观的像荷尔德林那样的希腊迷，这积极的一面不必多言，然而今天我们很难不注意到虔诚的希腊崇拜如何为萨伊德揭示的“东方主义”张本。一个极端理想化的希腊是由丑恶的“他者”来映照的。荷尔德林笔下的波斯人是恶贯满盈的文明之敌，而埃及人低声下气，只配做奴隶。希腊人也曾贪婪好战；希腊的文化成就离不开非洲的贡献（“黑皮肤的雅典娜”）。
小说中的许佩里翁是生活在18世纪下半叶的希腊青年，他在俄土战争时带领祖国人民反抗土耳其的压迫。这位主人公并无任何时代、地域和文化的特色，他为沉思而狂喜，为纯洁而伤感，沉溺于幻灭所引致的快乐和悲哀。荷尔德林的英雄并不具备古希腊的气质——“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他与年长的朋友亚当斯、同龄人阿邦达、女友笛奥玛出自同一个神圣的模子，他们理念的光辉太耀眼了，常人无法看到他们个性的轮廓特征，小说的基本要素销铄于炽热的抽象。战争的场景显然不合作者的美感，于是被一笔带过（且看拜伦如何在《唐璜》里描写俄土战争中的伊斯迈战役）。作为一位昧于世事的理想主义者，荷尔德林不能像简·奥斯丁那样在庸常中发掘新奇。王国维说，广义上的客观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其实阅世深对任何小说家、戏剧家来说都是必备的条件。有鉴于此，我们为荷尔德林庆幸：他选择了抒情诗这一文学类型，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诗的箴言。
在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里，葛兹的临死赠言是“天国里的空气呀——自由！自由！”许佩里翁是自由战士，不过他的自由也葛兹式的：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准则或秩序，它是一种难以遂意但又热烈异常的对天国的渴求。追求至清至纯的“天国的空气”，难免在人间落落难合。荷尔德林不肯放弃对法国革命的信仰，但是他深知丘民可畏，这是十分矛盾的。恩培多克勒斯被描写为时代之子或世界精神，他被民众赶出城邦，四处都是他们的诅咒和唾弃之声；许佩里翁的部下在接近胜利之时变成烧杀掳掠的匪帮。民众因缺乏远见对自身的幸福构成威胁，难怪歌德在作于法国革命后（1790年）的《威尼斯名言》里就法国的命运发问：“谁来保护民众／去抵御民众？民众是民众的暴君。”歌德的见识来自他的生活经验与政治智慧，荷尔德林对民众的怀疑大概发源于他内向、好静的天性。
《许佩里翁》中有一个观点常引起研究者重视。在小说倒数第二封信中，许佩里翁把德国人说得一无是处：“我不能想象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支离破碎”；人们各从其业，然而举目四望只见人的部件——手艺人、思想家、主子与奴才，独不见完整的人，这难道不像是在一处战场，手、胳膊和身体肢解得横七竖八，血肉模糊，肝脑涂地？”这一思想与马丁·路德的“自我丧失”、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外化”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等概念有丰富的内在联系，不过其直接来源是席勒发表于1795年《时季女神杂志》的《审美教育书简》中的第六封信（详见冯至、范大灿译本）。荷尔德林受这位“公认的伟人”（致席勒信用语）知己之遇，想必希望自己也来呼唤人的原初统一性。令读者不解的是，他何必漫骂德国？真难以想象，这些文字竟是出自《祖国赞歌》作者之手。
季羡林先生在1934年的《文学评论》（第1卷第2期）上预言，歌德影响的是过去的德国文化，荷尔德林注定将影响将来的德国文化。荷尔德林作为诗人的声誉在一战后扶摇直上，格奥尔格、里尔克和海德格尔更以不同的侧面扩大了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这部文集是译者多年研习荷尔德林的心血之作，它以其“天国的空气”使我们神往，也使我们忧虑——凡人将如何习惯那里稀薄的氧气？或许正因为这一原因，我们对一部中文荷尔德林诗集的期望之心将更为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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